INFO Homepage Feature

根据一项基于全球经济模拟模型对当前和潜在贸易情况进行的分析，中美贸易战将对两国在未来几年的经济发展都造成不利影响。本文采用的模型假设美国关税将提高美国消费者和从中国进口中间产品的生产商的价格，而中国关税将扰乱美国出口商和生产商的供应链。几项研究和新闻报道同时表明，这些影响已经发生在一些美国消费者和企业身上。 该模型预计，在未来3至5年乃至更长时间内，美国和中国的产业将进行调整，将贸易转向其他市场，而其他国家会向美国和中国市场转移出口以填补这一空白。美国农业和制造业将蒙受损失，而中国制造业将从中受益，扩大生产和贸易。就总福利而言，尽管程度较小，但两国都将蒙受损失。总福利是用经济体中所有可用商品和服务的总额(也称为“总最终需求”)来衡量的。 相比之下，所有从市场和世界价格变化而“渔翁得利”的国家都是这场贸易战的“赢家”。此外分析显示，对中国加征额外关税将加剧这些影响。 然而，以上结论没有考虑到几个可能使美国前景恶化的因素。例如，各种资产市场可能会受到冲击，同时不确定性增加会抑制各方的投资。此外，中国降低了从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进口的关税，这一举措对美国出口造成的损害可能比该模型所预测的更大。 模型探讨了两种情况：如果关税保持不变或者美国增加更多的关税会发生什么? 这里考虑的两种情况：其中第一种，包括美国根据1974年《美国贸易法》(US Trade Act) 301条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以及中国反制特朗普政府的征税，对价值1,1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这一状况(截至2019年6月1日)已在6月29日，大阪举行的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中得到证实。第二种情况是，特朗普威胁要对几乎所有剩余的从中国进口的商品追加额外关税，这一举措目前尚未实施，没有中国政府的进一步回应。特朗普总统在大阪与习近平主席会晤后暂时搁置了这一威胁，但这仍然是美国政府可以使用的武器。 在这两种情况下，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和美国总出口都有所下降。美国出口转向其它市场只能抵消整体出口下降影响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中国更成功地将出口转向其他市场，增加了出口总额。预计美国其他贸易伙伴将把出口转向美国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中国商品的损失。在第一种情况下，全球贸易出现小幅下滑，而在第二种情况下，降幅略大。 美国和中国在两种情况下都遭遇福利损失，而中国的损失比例和绝对损失更大。但由于市场会对这些变化做出调整，福利损失其实非常小。所有其他国家都从贸易转移和世界价格变化中获得福利。直接和间接影响导致中国GDP略有改善，而美国GDP略微下降。在第二种情况下，美国从有利于自己的世界价格变化中获益，但这些变化不足以抵消GDP的损失。 在美国，农业、制造业和低贸易服务业的产出下降，而非贸易服务业的产出增加。对中国来说，农业和低贸易性服务业的产出略有下降，而所有制造业和贸易性服务业都有所增长。这些结果遵循了美国出口下降而中国出口增加的模式。同样，第二种情况的结果同第一种情况较为相似，但变量更大。 说明 如上所述，贸易战的影响最终可能比我们模型分析的结果更糟。例如，情况分析假设了其他没有卷入中美贸易战的国家会将贸易转移到美国。而事实上，由于特朗普政府对进口持敌对态度，这些国家可能会在投资扩大美国市场上摇摆不定。一旦发生这种犹豫，美国将面对供应瓶颈和价格上涨。 这两种情况还假定，贸易战导致的投资者不确定性不会蔓延至资产市场，进而引发经济衰退。但是有迹象表明，投资者的不安情绪正在加剧，只是还不足以撼动资产市场。 这两种情况还进一步假定，其他国家将继续按照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贸易规则运作，即贸易战不会蔓延到美国和中国之外。在美国决定不遵守世贸组织规则的背景下，其它国家如果也转向贸易保护主义，其结果将是毁灭性的。到目前为止，其它各国家无视美国的贸易政策，在WTO框架内推进自由贸易协定。例如，中国甚至在应对国关税壁垒的时候，削减了对所有非美国国家的进口商品的关税。 本文情况分析中使用的模型计算了生产者在将出口转移到不同市场和从不同市场进口时所产生的成本。随着新的市场被打开，这些调整成本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然而，该模型没有考虑到关税战争结束后，将市场重新转移回来的潜在成本。这样的成本可能是巨大的，而且如果贸易战持续一段时间，这个过程可能是不可逆转的——一旦失去原有市场，将无法再次获得。 情况分析 下面是两个情况建模分析得出的结果。 情况1(现状)：美国对2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25%的关税，中国则通过对美国进口的11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来进行反制，不同商品的关税在5%到25%之间。中国免除了大部分进口中间产品的报复性关税，其政策是战略性的，因为中国政府力求将贸易战对中国生产商的影响降到最低。这是截至2019年6月的情况。 情况2(加上美国威胁要额外加征的关税)：美国将25%的关税范围扩大到包括它所说的“基本上”所有从中国进口的产品，美国政府说，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价值大约为3000亿美元。中国没有采取进一步的反制措施。如果美国宣布的额外关税得以实施，就是情况2。 上述情况分析的实证结果如图1-3所示。图1和图2提供了选定的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图3为美国和中国的产业部门总量。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包括16个国家、地区和42个产业部门。这两种情况具有相同的定性结果，而第二种情况显示出更大的冲击。 图1显示了关于贸易流通的两种情况下的分析结果。情况2导致中国对美国出口大幅下降(14.6%)。中国成功转移对美国的出口，并增加出口到其他地区；出口总量上升。（情况2显示出口总额上升1.3%)。而美国，另一方面，出口总额小幅下降（情况2显示出口总额下降1.3%)，下降覆盖所有的目标区域。 不同的结果是由于关税对世界价格和美国汇率的间接影响(见图2)。在第一个情况中,美国遭受贸易条件损失(0.2%)和实际汇率小幅贬值(0.15%)；而在第二个情况中，贸易条件获利 (0.5%)，并且实际汇率升值(0.93%)。按净计算，这两种情况对美国出口的综合影响都是负面的。另一方面，中国的实际汇率在这两种情况下均贬值(2.09%和6.79%)——这是当一个主要贸易伙伴对中国出口征收高额关税所预期的反应。 图2中的宏观经济分析结果显示，美国在第一种情况下的GDP损失很小(每年0.02%或50亿美元)，而在第二种情况下损失较大(每年0.13%或260亿美元)。对中国来说，两种情况下的GDP都有增长，但增幅很小(每年0.02%或30亿美元，0.06%或70亿美元)。 在福利方面(最终总需求= GDP +进口-出口)，美国和中国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贸易战的输家。无论是百分比还是绝对值，中国的损失都大于美国。美国在第一种情况下损失0.04%(每年90亿美元)，在第二种情况下损失0.07%(每年140亿美元)。中国在第一种情况下损失0.35%(每年430亿美元)，在第二种情况下损失0.90%(每年1090亿美元)。 这些福利损失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世界价格的变化使中国的贸易条件(出口价格相对进口价格下降)在第一种情况下恶化了1.26%，在第二种情况下恶化了3.24%，抵消了中国GDP的小幅增长。中国为将贸易从美国转向其他市场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如果贸易战持续下去，并且中国完成了贸易转移的过程，那么当贸易战结束时，回归旧的贸易模式也将耗费巨大的成本——全球贸易结构的变化很可能是不可逆转的。 在这两种情况下，包括墨西哥、加拿大和图表中提到的所有其他国家的福利都有所改善，这主要是因为它们的贸易条件有所改善。政策引发的国际市场动荡改变了非参与国的世界价格和实际汇率，使它们能够适应冲击并从市场变化中获益。 图3显示了这两种情况对美国和中国生产结构的影响。这两种情况的影响是相似的。对美国来说，不同情况下各部门有所不同，但所有产业部门的出口都在下降，除低贸易服务业外，所有部门的产出也都在下降。农业受到的冲击最大，而其它产业受到的影响大致相同。这其中，“合成谬误”在起作用：广泛的关税并不能保护国内市场，因为汇率、世界价格变化和中间投入联系会导致贸易部门向非贸易部门转移。在美国，这种转移正从制造业转向非贸易服务业。 对中国来说，贸易战的影响是不同的。部分原因在于中国选择免除对进口中间产品加征关税，由此将带来贸易战对GDP和制造业的积极影响。在产业部门这个层面(图3)，中国的贸易部门随出口的增加而略有扩大，低贸易服务业则有所收缩。   阅读原文   作者：Sherman Robinson 和 Karen Thierfelder 图片来源：路透社/Charles Mostoller 文章来源：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 注：本文系英文原文翻译，作者Sherman Robinson是IFPRI名誉研究员。 Source: 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北京 中国项目

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气候与社会研究所（IRI）、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FPRI）、宏观农业研究院（MARI）及其他合作单位的研究人员最新发现：厄尔尼诺-南方涛动现象（ENSO）是近年来导致全球各地同时出现农作物大规模歉收的原因。这一研究成果与全球农业体系的一个核心理念背道而驰；该理念假定，如美国、中国和阿根廷等地理位置遥远的产粮区之间的农作物歉收是不相关的。作者还提出了通过预测季节性气候来减少气候风险的可能性。 这项研究作为封面文章发表在《科学进展》(Science Advances) 期刊上，首次对ENSO等不同气候变异模式导致全球和地区玉米、小麦和大豆产量的波动程度做出了估计。例如，从1980年到2010年，这些气候变异导致全球玉米产量波动近18%。 国际气候与社会研究所博士后研究科学家、该论文第一作者Weston Anderson表示:“全球农业系统的稳定依赖于一种极大的可能性，即世界某个地区的低产量将被其他地区的高产量所弥补。” “当然，无论几率有多小，高产没能弥补低产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Anderson指出：“到目前为止，人们一直认为，大面积的农作物歉收来自于一系列随机的、灾害性天气事件。” Anderson和他的合著者们决定通过观察厄尔尼诺-南方涛动现象（ENSO）、印度洋偶极子（IOD）以及其他广为人知的气候模式对全球玉米、大豆和小麦产量的影响来验证这一观点。他们分析了这些气候变异模式是如何影响主要种植区的干旱和炎热情况。 Anderson说： “我们发现，ENSO能够并且已经迫使多个主要产粮区减产，包括1983年的重大减产。将风险集中起来作为一种缓解策略的问题在于，它假定减产是随机的。但我们知道，强厄尔尼诺（El Niño）或拉尼娜（La Niña）现象实际上决定了哪些地区经历干旱和极端气温。对一些作物来说，这种气候现象迫使多个主要产区同时减产。” 气候变异的影响有多严重？作者发现，在全球范围内，玉米是最容易受气候变异影响而歉收的作物；每年玉米产量变化的18%是气候变异的结果。研究还发现，大豆和小麦同时歉收的风险较小；气候变异导致的大豆和小麦减产分别仅占它们全球总产量变化的7%和6%。 “气候驱动因素的不确定性越大，食物系统参与者受的风险就越大。”本研究的合著者之一、IFPRI高级研究员游良志说：“受影响最严重的是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农民，他们的生计依赖于农作物产量；在正式保险产品或其他应对机制缺位的情况下，这些农民无法承担风险。”发展中国家由缺乏基础设施和资源带来的挑战更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风险。 Anderson说: “ENSO可能并非在所有年份都很重要，但它是我们所知道的唯一一个迫使全球各地同时出现作物大规模歉收的气候因素。” 在特定地区，气候变异给农业带来的风险可能更高。例如，在非洲大部分地区和巴西东北部，食物产量起伏的40%-65%是由ENSO和其他反复出现的气候现象导致的。在其他地区，这个数字低至10%。 虽然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意味着那些受ENSO和其他气候模式影响更大的地区更容易发生极端事件，但这些数字实际上反映了那些地区同气候模式之间的联系是可以被监测和预测的。哥伦比亚大学拉蒙特·多尔蒂地球观测站（Lamont Doherty Earth Observatory）的Richard Seager是这篇论文合著者之一。他说：“这项研究让我感到兴奋的是，它展示了气候变异的可预测模式是如何影响多个地区的农作物生产，并且扩大到影响全球农作物生产。这项研究应该会让人们预期全球食物价格和供应受到的冲击，从而努力改善食物安全，并在需要时提供紧急食物援助。” 点击链接阅读论文全文（英） 国际气候与社会研究所(IRI)是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的一部分，旨在提高社会理解、预测和管理气候影响的能力，以改善人类、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居民的福利和环境。 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FPRI)寻求消除饥饿和贫困的可持续解决方案。IFPRI 成立于 1975 年，旨在确定和分析替代性的国家和国际战略和政策，以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食物需求，尤其关注低收入国家和地区以及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贫困群体。 宏观农业研究院（Macro Agri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简称MARI）是华中农业大学与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共同建立的一个国际化的跨学科研究机构，立志建设成为一个高水平、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研平台以及特色鲜明、视野宽广的新型农业智库。   Source: 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北京 中国项目